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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【海上记忆·考入复旦40年】《经济日报》原副总编辑詹国枢:千万条道路展开

恢复高考消息传来时,我还是四川省会东县文化馆的一个干部,当时被调到宣传部去帮助工作,正下到金沙江边去了。一天夜里,听广播传来消息说要恢复高考。当时听了,却也没很大触动。我记得我给家里打了电话,我的爱人当时在会东县的广播局工作,倒是她很激动,告诉我说,“你一定要去参加高考,你请个假回来吧”。我就回到了那个小县城,但结果当时我爱人得了急性肾炎,身体很不好。我看她一脸病容,就说,算了吧不考了。她说不行,你一定要去考。

为什么她那么支持我呢?因为她知道我的梦想。

在我们结婚之前,我们聊天时我说,我是过去的老三届,曾在当地最好的一个中学西城高中读书,本来有机会可以读大学。但因为文革开始,一切都被打乱了。我1969年下乡,1971年起工作,到1977年已经工作了大概6年,当时有政策是工作5年以上可以带薪学习。我爱人就说,你符合这样的条件,复习一下去考吧。

当时我已经成家了,而且有小孩了,我爱人当时在一个公社里,她每天把我们才3岁的小孩背着下乡,去农村里面和农民在一起劳动、做宣传工作,晚上才回来。就为了不影响我复习。但其实,准备迎考的过程中,我其实几乎连书都没有,就找了一些当地小学生、中学生的课本。可以说正是在爱人的全力支持下,我参加了高考。复旦是全国数得着的好学校,所以我就报了复旦。当时我对新闻不太了解,所以报了哲学系。结果后来接到通知,说我被复旦新闻系录取,当然也非常高兴。

录取通知书

进入复旦后,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王中老师,他是当时是中国的新闻系里的大家。他各方面的讲解、为人、作风,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,让我们一生受益无穷。

他坚持,一个新闻记者要有自己的理想,要坚持自己的良心,为国家、为人民敢于直言,这些印象给我们非常深刻的,也奠定了我们复旦新闻系的这些同学的这样一种道德的,或者是业务的一种基础吧。

复旦学生在校图书馆

在学校里,我们当时一天到晚除了学习没有别的想法,因为外语是弱项,所以整天拿着一个小本子,不停地背外语。晚上吃完晚饭之后,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去抢座位,有时饭也来不及吃完,就去图书馆、或者阶梯教室占位,那时候完全就是全部身心都沉浸在学习当中去了。所以那4年的学习,应该说是对自己一生帮助特别大。

我们入学是1978年,这年年底改革开放。虽然我们在学院里面,当然能够感觉到整个中国的热烈的改革开放的气氛,大家非常兴奋。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当时从我们住的6号楼宿舍出来,往图书馆那边有一条很长的路,路的两边当时学校用木头支起了很多草席,然后做了棚子,学生可以把自己写作习作贴在上面。我记得当时我们虽然是新闻系的,但是也为了练笔,自己写了好多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。如果上不了草棚,就在我们6号楼的过道里也贴了好多。我也写了短篇小说,现在看起来是很幼稚的,但是那种精神是可贵的。后来我们记得要毕业的时候,大家同学之间聊天,就说到底这个大学给了你什么东西?我后来想到,其实大学到不在乎它给我们学到了多少具体的这门课、那门课,而是使我们眼界一下就开阔了,我从一个金沙江边的一个小县城的美工,突然到了大上海,成了一个大学生,眼界一下就打开了。眼界的打开对那届大学生,应该是启蒙的作用。

新闻系学生在热烈讨论

还有一个,就是道路也打开了,过去我在县城,生活的可选项是窄的。但读大学后,我可以到新闻单位,可以去北京或者上海,这给了我多种可能性,我觉得当时非常兴奋就在于这一点。

我原来说过一句话,叫“大命由天,小事可为”。大命由天,就是你在这个大时代里面,你是怎么走,是随着这个大的时代的波涛往前走。但是小事可为,小的那种势头你自己可以把握,所以有时候机缘是很重要的。另外,你要有幸碰到大时代的一些好人,碰到一些好的领导,才会和这个大时代更加合拍,更能够发挥作用。

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《经济日报》,得到新闻界泰斗范敬宜赏识。有一年我们都到中央党校学习,我当时是部主任,他已是报社的总编,我们住在两幢不同的楼。有一天晚上我看了电影回楼已经十一点了,看到我住的楼下,月光照着一个人站在那。我一看这不是老范吗?果然是老范,冷风里,他提着一个小纸口袋。我说老范,你在这干什么?他说今天我们同学去外面聚会,吃了几个小点心,我觉得你肯定喜欢吃,我就给你拿了几个来。我非常非常感动。

1992年正好是“十四大”召开,那时候老范为了培养我们,就送了两个年轻干部下面去挂职,一个是我,到保定市当副市长,另外还有一个现在的中宣部副部长叫庹震,他当时也是一个部门副主任,就在另外的一个市去当的副市长。“十四大”召开了,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就透露出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,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新闻。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,就写了一篇《市场赋》,正好这时候老范就从报社打来,他说小詹,“中国从此就要走上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,要搞市场经济了。你是不是写一个大的述评。”我说老范我已经写了,就叫《市场赋》,我都已经给你寄回来了。后来《市场赋》就登在我们头版,很大的一篇文章。这就是说明我和老范是非常默契的,这样的故事非常多。

这个大时代当中发生了好多好多事情,《经济日报》社因为和整个改革开放同步前进,所以那个时候是非常有活力的,我们最高的时候印数达到了160万份,而且各级的党政干部,尤其搞经济的都要订经济日报。我们到各地采访,他们都非常欢迎我们。

1984年时我是还是年轻的记者,报社我去采访那年的阅兵。我就正好在观礼台的前面,正好“小平你好”在我们的面前打开,我完全见证了这个时刻。

现在退下来了,我还在写微信、微博,和大家互动,不和时代脱节。也经常有年轻人来问我新闻写作的事。当年在复旦大学受到的教育和训练,依旧在帮助我。我觉得只要是复旦人就不会辜负这个时代,我所接触到的好多复旦人都是,只要是复旦人就不会辜负这个时代。

(根据复旦校友会采访实录整理)

题图说明:高考前两年,詹国枢和妻子杨乔抱着刚一岁的儿子,在公社电站出水口前留影。

题图来源:复旦校友会、陈小鹰栏目主编:沈轶伦图片编辑:苏唯

作者:复旦校友会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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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:张晓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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